詩性、史詩性、戲劇性 ——評歌劇《馬可·波羅》的一度创作
時間:2018-08-10
本文刊於(yu)2018年第(di)7期《藝術評论》（总(zong)第176期）
廣州大劇院历時三年精心打(da)造的歌(ge)劇《馬可·波羅》於2018年5月4日在廣州大(da)劇院舉行了世界首演(yan)。这部由國际(ji)一流團隊共同创作的歌劇作品以其浪漫(man)的文學性、恢弘的史詩性以及強烈的(de)戲劇性(xing)，為觀衆(zhong)呈現了一幅波澜壯阔的画面(mian)，使觀衆感受到(dao)綜合藝術(shu)特有的魅力。
馬可·波羅是13世紀意大利(li)旅行家和(he)商人，也是一個具有傳(chuan)奇色彩的人物(wu)。他在17歲時跟随父親和叔叔，沿陆上丝(si)绸(chou)之路历經四年時間，在1275年到達元朝大都（今北京），並在中國游历了17年，歌劇《馬可·波羅》就是根據这段傳(chuan)說创作的一部大(da)型舞臺作品。脚本由我國著名詩(shi)人韦錦(jin)创作，為了这部作品(pin)，他先后多次沿着傳說中馬可(ke)·波羅的足迹進行(xing)采風，並阅(yue)讀了(le)大量有關资料，做了充分的前期準備(bei)；作曲是德(de)國著名作曲家恩約(yue)特·施耐德，这位曾經创作過大(da)量電影音乐的作曲家(jia)在歌劇创作（曾經创作了七部歌劇）方面也是經驗(yan)豐富。然(ran)而面對这(zhe)部完全用中文寫成的歌劇，他面臨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，但他以極大的熱情克服了文化和(he)语言兩大障碍，完成了这部歌劇的音乐创作。
从(cong)歌劇的演出效果以及演出后觀衆及專家(jia)的反應來看，这部國内首部中西合作的歌劇作品(pin)得到了廣泛的(de)關注，一致認為这種(zhong)方式必(bi)將對中國歌劇创作、演出起到很好(hao)的促進作用(yong)。而从歌劇藝術的形式以及特點方面來對这(zhe)部作品進行(xing)評论分析，為中國歌劇的(de)创作提供一些必(bi)要的參考，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，本文擬根據筆者的觀劇體驗，對此(ci)劇的创作(zuo)美學特點進行評析。
二、結構方面 歌(ge)劇脚本在結構(gou)方面借鉴了詩歌的特點，運用了散點布局方式，它(ta)並没有集中體現一個事件(jian)，而是(shi)根據馬可·波羅的(de)行走路線設計了一個個彼此關聯又各自独立的情節(jie)。从南(nan)到北、从(cong)西到(dao)东，几千里(li)的路程，構成了一幅幅(fu)独特的(de)画面，上演了一(yi)個(ge)個曲折動人的故事。这(zhe)些故事虽然(ran)分散，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支點——馬可·波羅的内(nei)心情感。不同的人物(wu)、不同的事件在(zai)他心中都會(hui)引起或強或弱、或大(da)或小(xiao)的心理波動，而这些就構成连接整部(bu)歌劇的一個纽(niu)带，由此形成错綜复雜的矛盾(dun)冲突和愛恨情(qing)仇，推動戲劇(ju)不断向前涌動。全劇線索(suo)虽然衆多(duo)，矛(mao)盾也很复雜，但其中有一条主線——馬可·波羅與傳云的愛情，通過这条愛情線(xian)折射出了那個特殊時(shi)代下特殊人物（中外）的价(jia)值觀、人生(sheng)觀以及各(ge)自的内心世界。歌(ge)劇以(yi)馬可 ·波羅初次來到(dao)中國，见到美麗的傳云姑娘后内心(xin)涌(yong)動起愛情的涟漪開始，經(jing)過了多重曲折婉轉的經历，最終以傳云(yun)在(zai)馬可 ·波羅面前(qian)自杀，為这段傳奇画(hua)上了一個不完(wan)满的句號，起(qi)伏跌宕的愛情故事令人唏嘘(xu)不已。
歌劇的序幕和尾聲都是意大利熱(re)那亚监(jian)狱中的場面，通過馬(ma)可·波羅與狱(yu)友的對話，表達出(chu)他非(fei)常留恋在中國的那段傳奇經历，要寫一部游記(ji)以告世人的愿望，由此引(yin)出並总(zong)結整個故事，前后呼應，使作品(pin)完整統一——这種浪漫情調的開篇和尾聲也為这部歌劇(ju)的(de)文學性增添了一筆靓麗的色彩。
歌劇(ju)的音乐创(chuang)作采用的是贯穿的方式，中間没有明(ming)顯的停顿，沿着脚本的詩性情節布局而起伏跌宕、蜿蜒(yan)发展，將其詩性内涵進行了充(chong)分展示。
三、劇詩的创作方面 歌劇中的唱詞一般被称為(wei)“劇詩(shi)”，說明了唱詞不仅要明(ming)確表達戲劇(ju)以及主人公的情感訴求，還(hai)要優美流畅(chang)，具有詩情(qing)画(hua)意，而作為詩人的韦錦在这方面(mian)表現出独特的優勢(shi)。我(wo)們(men)看到劇詩不仅文筆優美，而且采用了多種多樣的押韵方式：首韵、尾韵、中間韵，使其具有行云流水般的美感（盡管由於種種原因，一些優美的詩句被修改或者删掉，但仍然不失其藝術魅力(li)）。如：歌(ge)劇開始之(zhi)际，馬可·波羅就唱出極富詩意(yi)的(de)宣敘調：“太阳，温暖的太阳——冷酷的太阳——”，这個(ge)短小的句子表達了他复雜的内心(xin)世界：太阳升起在东方，而位於东方的神秘國(guo)度——中國(guo)對他有着強(qiang)烈的吸引力，給他留下的(de)是复雜的情愫；而太阳的“温暖”“冷酷”这兩種截然相反的(de)形態構成了巨大的张力，表達了他(ta)心中的情感落差(cha)，同時也為戲劇的展(zhan)開(kai)提供了動力。这句(ju)劇詩形象地表達了主人公對中國的熱愛和向(xiang)往以及念念不忘的心情，給人們(men)留下了極大的想象空(kong)間，也為整部(bu)歌劇留下了巨大的悬(xuan)念。同時，这段文字自身特有的美(mei)感也極(ji)大地感染了觀衆。
在人物形象塑造和心理刻(ke)画上，这(zhe)種詩意的(de)表現則更加明顯。如：劇中女一號傳云。由(you)於历史上並无此人(ren)，是作者為了衬(chen)托馬可·波(bo)羅的性格、使故事更具傳(chuan)奇(qi)性而杜撰的一個人物，其名字“傳云”暗喻的就是“傳說”之意。歌劇(ju)中的傳云既有南(nan)方女儿性情，也(ye)有英雄氣(qi)概，同時(shi)兼有北方游(you)牧民族的豪邁與胆识。在不同的(de)情景(jing)下，面(mian)對不同的人物(wu)，她表現(xian)出(chu)不同的個性特點、人物形(xing)象非常豐(feng)满。在傳云劇詩的创(chuang)作上作(zuo)者更是文采盡顯，充满詩情画意，將人物复雜的性(xing)格進行(xing)了形象的詩性呈現。
四、恢弘的史詩性 黑格爾認為：“一般地(di)說，战争情况中的冲突(tu)提供最適宜(yi)的史詩情境，因為在战争中整個民族(zu)都被動員起(qi)來，在集體情(qing)况中經历着一種新鮮的激情(qing)和活動。 ”这部歌劇選取了大時代背景（宋(song)元交替）下、大人物(wu)（忽必烈、文天祥、馬可·波羅(luo)等）的一些小故事创(chuang)作而(er)成，將焦點聚集(ji)在“人”，揭(jie)示(shi)了“人性(xing)”这個永(yong)恒的主題，具有很強的(de)藝術感染力。作品虽然没有宏大的(de)場(chang)面展示，但是通(tong)過一個個故事的背景描述以及(ji)深刻的人物心理刻画，折射出那個時(shi)代波澜壯阔的历(li)史画面，展示了宋元交替時期围(wei)繞战争、貿易、愛情、文明等而发生的一個個尖(jian)銳的(de)矛盾冲突，谱寫了一(yi)曲保家衛國的(de)慷慨悲歌，揭示了(le)一段荡氣回肠的愛恨(hen)情仇，使(shi)作品具有了恢弘的史詩性。
宋、元战(zhan)争作為故事的大背景，奠定了歌(ge)劇的史(shi)詩性基礎。在此背景下(xia)，通過描述一系列人物的命運发展轨迹(ji)來(lai)展示社會的沧桑變化以及國家、民族的命運(yun)，其中多条線索交(jiao)叉发展，展示了人物感情(qing)和社會生活的不(bu)同侧面，同時又保證(zheng)了整體的統一(yi)與完整。
作品的主人公(gong)馬可·波羅是一個意大(da)利人，來到中國后遇(yu)到了忽必烈、文天祥等大英雄，同時也偶遇(yu)了一個肩负特殊使(shi)命的侠女傳云，由此展開(kai)了一個個曲(qu)折動人的故事。忽必烈與文天(tian)祥(xiang)虽然是战場上的對手，肩负着自己民族的重任，可都具有豪侠(xia)之氣，可(ke)谓惺惺(xing)相惜。这部歌劇並没有直接描寫他們(men)之(zhi)間進行的大战役，而是將他們的相遇地點設在了元大都的(de)监狱(yu)之中——忽必烈前來(lai)劝降文天祥。他一方面敬佩这個文武雙全的英雄人物，希望能(neng)為自己的帝國所用；另一(yi)方面(mian)，忽必烈一生勝勇无比，所向(xiang)披靡，见者(zhe)无不跪下臣服(fu)，如(ru)果能收降文(wen)天祥，對他來說(shuo)也(ye)是心理上的满足。因此，他千方百計、软硬兼施想逼(bi)迫文天祥就範。而作(zuo)為宋朝將领的文天祥卻視自己的名節高(gao)於生命，任由忽必烈如何(he)劝說，心如磐石，不為所動(dong)。此(ci)時兩人之間没有刀光劍影，但是内(nei)心的张力卻是巨大的。歌劇此處運用宣敘性的對唱與乐隊的結合(he)將兩個的内心世界做了深(shen)入形象地刻画，具有很強的表現力(li)，兩人的(de)英雄氣(qi)概在對話中得到展示，同時也揭示了朝代更替的規律以(yi)及人們(men)的心理状態，昭示了作品(pin)的史詩性風(feng)格。
而(er)作為侠女的傳云與(yu)馬可·波羅的關系更是微妙：从馬可·波羅(luo)的角度來看，傳云不仅美貌而且具有(you)侠肝義(yi)胆，令(ling)他一(yi)见鐘情，坠入愛河；而傳云肩负着阻止馬可·波羅與忽必烈交往並將其規劝到南(nan)宋的特殊使命，也有意接近他。随着交往的深入，傳云逐渐感受到这個人的(de)真誠與善良(liang)，心理(li)天平開始发生倾斜(xie)，在(zai)賈似道臨終嘱托(tuo)她必须杀死馬可·波羅時，她无论如何也下不(bu)了手，在使命與情(qing)感的纠結中只好自盡(jin)。这種愛情(qing)的悲劇是特殊時代與特殊人物關系造成的(de)，带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烙印。
在这部(bu)歌劇中，一些浓(nong)重的色彩場面也不失時(shi)機地展示了元、宋時期(qi)中華大地的風土人情和自然風光，同時也有來自遥远的意大利特質加入其中，構成(cheng)了那個特殊年代情景下的特殊(shu)風情。如：第一幕中西域古城(cheng)撒(sa)馬爾罕的風情，第(di)二幕對北固亭水军以及杭州的描(miao)寫；第(di)三幕對元大都的(de)展示等各具情態，也使得歌劇具有了史詩性風貌。
由此(ci)可以(yi)看出，这部歌劇“史詩性”，具(ju)有多種(zhong)美學形態，既有(you)浓墨重彩氣勢磅礴的(de)氣勢，也有精煉簡洁温婉平和的柔情，構成了(le)豐富多彩的画面。
五、強烈的戲劇性 脚本(ben)為歌劇的成功奠定了一個很好的戲劇基礎(chu)，而音乐就是將这種戲劇(ju)性進行展(zhan)開，从而使歌劇成為一部完整(zheng)作品的(de)關键因素。
在歌劇風格上(shang)，突出體現了德奥以及意(yi)大利歌劇傳統（主要是(shi)瓦格納、理(li)查施特劳斯以及普契尼晚期的手法），同時還(hai)吸取了民族乐派歌劇的(de)特點。作品(pin)呈現為非典型的连續體歌劇結(jie)構，色彩性、抒情性、敘事性以及(ji)冲突性等各種場面的安排合(he)理有序，交替進行，使觀(guan)衆的審(shen)美和心理期待得到满足。音乐形態方面，作品模糊了傳統歌劇中的宣(xuan)敘調和咏叹調的(de)界限，全劇基本運用吟咏式的旋律寫成，在需要抒情的地方也運用了短小的咏敘調，这種安排使作品具有德奥音(yin)乐嚴谨的結構感以及理性(xing)思維，没有為了抒情而讓戲劇停顿。全劇聲乐與(yu)器乐(le)、音(yin)乐與戲(xi)劇水乳交融，音乐的戲劇性得到充(chong)分展(zhan)示。
在音乐風格上主(zhu)要運用了后期浪漫派(pai)風格，同時適当地(di)借鉴運用表現主義(yi)的手法，如：柳娘向父親文天祥描述自(zi)己夢境的場面，作曲家運用氣聲、點(dian)描結合偶然音乐等手法將奇幻與恐怖場景(jing)進行了恰当表達。另外，在一些場面的创作上還體現出了中國傳(chuan)統(tong)文化的寫意性，如：描寫崖山战役的器乐段落，没(mei)有(you)直接描寫残酷的血腥場面，而是進行了抽象化處(chu)理，采用一種站在远(yuan)离战場的地方，用他者的視角來描述(shu)这場战争，類似電(dian)影的远镜头(tou)運用，既有強(qiang)烈(lie)的画面感，又有朦胧的象征性。
人物(wu)形象的塑造也比较成(cheng)功。作為第一主人公的馬可(ke)·波(bo)羅具有很鮮(xian)明的個性，同時也有多面性和连贯(guan)性，从(cong)而具有一種立(li)體感。他的主題開始在乐隊(dui)中(zhong)出現，是一個流畅潇洒的形象，但是随着劇情的发展(zhan)逐渐发生變(bian)化：在他遇(yu)到美麗的傳云時，音乐主題(ti)變得温暖浪漫，同時又有一種冲動在(zai)其(qi)中（由於是在东方，所以他的(de)表達還是(shi)不能過於直白），與此同時(shi)，傳云的主題也適時出現，兩個主題交織在一起表達了一種特殊的(de)愛(ai)情場面，欧羅巴男子(zi)特有的浪漫(man)情懷與东方女子自身的矜持、羞涩同時又具有一種侠女氣質在此得到充分(fen)展示，具有很強的(de)藝術感染力；而在表(biao)現面(mian)對刺客，仗劍挺(ting)身而出之际(ji)，他的音乐形(xing)象變得英武(wu)有力，具有一種英雄氣(qi)質；在面對自己父親、叔父身陷囹圄之际(ji)，音乐主題(ti)又進行了變化(hua)，變得非常焦(jiao)虑不安；而在(zai)忽必烈劝(quan)降文天祥的時候，他想用(yong)自己(ji)的一己之力劝說忽必烈改變主意，音乐主題具(ju)有(you)一種急促的性質；在最(zui)后傳云自杀之后，他虽然没有唱出一段咏叹調來抒发自己的(de)内(nei)心情感，然而(er)此時乐隊翻滚的音(yin)群卻表達了他内心的痛苦波涛，一種难以言表的悲伤情绪用(yong)音乐(le)進行了充分展示。
作曲家在创作(zuo)時注意到了運用音色來展示不同形象，如：傳云出場(chang)時經常伴随着二胡(hu)的旋律，这(zhe)種柔(rou)中带剛的音色既有柔美的女儿性格，又能(neng)表達一股英武之氣，非常適(shi)合表達一個侠女的(de)形象，與之相適應的是具有江南風格的旋(xuan)律線条則點明了主人公是一名(ming)來自南宋的人物，使人物的形象更加(jia)明確(que)；而在忽必烈(lie)出場之际，伴随着他(ta)的是悠长的(de)蒙古长調，極具(ju)特色的呼麦與馬头琴(qin)的音色將觀衆带到了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，一股荡氣回肠的英(ying)雄之氣油然而生。
由於(yu)东西文化的差异，脚本作家與音乐作家在處理歌劇音乐與(yu)戲劇方面存(cun)在着一些不同的觀念。盡管作曲家為了创作这部作品(pin)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(bei)，特意學習了大量的中國民間音乐，而且會(hui)演奏二胡、笛子等中(zhong)國(guo)乐器，但在處理音乐與戲劇的關(guan)系方面還是有着不小的困难(nan)。尤其在劇詩的處理方面，中國文字特有的韵律與四聲對(dui)一個外國作曲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障碍(ai)。由於作曲家主要是通過翻译來學習理解劇詩的含義和四聲，然(ran)后根據戲劇(ju)需要進行创作，由此造(zao)成了在人物唱段的创作(zuo)上出現了一些断裂痕迹，有的句子被拦腰(yao)斩断，造(zao)成了情感的不连贯。但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宣敘性段(duan)落的(de)创作是成功的，基本達到了戲(xi)劇性與语言(yan)四聲的较為完美的結合，没有明顯的倒字（这點甚至超過了一(yi)些(xie)中國作曲家）。
从現場(chang)演出的整體(ti)效果來看，这部歌劇也(ye)存(cun)在一些問題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(shi)整部歌(ge)劇的節奏稍顯拖沓，進戲较慢，對觀衆來說顯(xian)得吸引(yin)力有些不足，影響了戲劇效果；再就是戲劇的张力(li)營造(zao)不够，情感和戲劇在音乐呈現上(shang)没有形成強烈的對比(bi)，使得整部歌劇的劇場效果稍(shao)顯平淡，尤其在一些群體形象的塑(su)造方面没有達(da)到最佳效果。如：文天祥领导的大宋军隊的形(xing)象是用一(yi)首合唱表現的，但这首合唱的效(xiao)果(guo)有些弱，无论(lun)力度、速度、旋法、和聲等方面都顯得有些(xie)“软”，没有威武雄壯(zhuang)氣概；音乐形態方面，重唱以(yi)及咏叹調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地发(fa)挥。衆所周知，重唱對戲劇的推動(dong)力是巨大的(de)，不仅能加快戲劇節奏，節省(sheng)戲劇资源，而且其自身的表現力與藝術魅力也是歌劇藝術的一個重要方面；而咏叹調則更是歌劇的一個具有(you)代表性的(de)形態，在戲(xi)劇矛盾发展到一定(ding)阶段時，人(ren)物的抒情是一種必(bi)然，即使是一部连(lian)續(xu)體歌劇，必要時留出一(yi)定的空間給抒情性咏叹調也不失為一種(zhong)明智之舉——既可以满足(zu)觀衆的審美需要，又能增加(jia)歌劇藝術的綜合性(xing)，使其表現力更加(jia)豐富。
作為一部中西藝(yi)術家合作的(de)歌劇，《馬可·波羅》在音乐與戲劇方面的创作无疑是(shi)成功的，作品具有东西方藝術作品的共性，又有(you)彼此的個性，是一(yi)種(zhong)很好的化合。由此形成的独特的藝(yi)術品位使其成為一部具有很強個性的新颖作(zuo)品，為中國歌(ge)劇的创作(zuo)開辟了一条新径。
徐文正：衡水學院音乐學院院长、教授